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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越不愿离开你,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恰好处于十字路口,后有封建王朝的包袱,外有西方列强的物质与思想冲击。电报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一件可以改变传统的武器。封建王朝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迅速地维护统治;革命党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高效地起义串联;北洋军阀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让他们的军队更为强大;讨袁护法等军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广泛地赢取民心,占据舆论高地。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起初听说儿子参与写书,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容,只是关心他的写作状态。我以一名作家的亲身体验,为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人们常说“卖文如卖血”,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辛苦事,正式写书不比网上论坛,而且首次合作写书,需要两地频频沟通磨合。为了按期向出版社交稿,儿子一连个把月,白天上班加班,晚上熬夜写书,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在这几封电报里,慈禧施展出了浑身解数,一会儿拉着俄罗斯,说“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如何如何;一会告诉英国中国若跨掉,其他列强难免会侵占英国在华利益;一会又拽着日本,苦口婆心地讲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说“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云云。可说是把所有离间的手段,都用了出来,只盼着各国“彼此相疑,纷生龃龉”,清政府便可趁此间隙喘息一二。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巴夏礼是什么人?那是个头上长角、眼珠发蓝的狠角色,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生。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却仍旧没放弃希望。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一封也没有传出去。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
但是陈宦贵为四川督军,影响力巨大,不可轻觑。骆成骧目光如炬,心知若要让北京那位洪宪皇帝吃瘪,从这位袁氏亲信入手是最好不过。于是他面授机宜,对陈宦说如今局势滔滔,反袁已是势在必行。你深受袁氏大恩,倘若贸然独立,会被人骂是忘恩负义,所以应当徐图缓进,由小及大,反其事,不反其人,方可兼顾公义私德。陈宦听了以后大喜。
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谕令天津全城戒严,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康有为的计划里,曾经有杀掉荣禄,夺其兵权的内容。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又气又怒,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聂士成、董祥福两部兵勇把天津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最后在塘沽码头发现康有为登上重庆号的记录。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注3: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合葬于南京西郊,墓碑至今尚在。
如今的人们对于电报恐怕已经非常陌生了,除了春节晚会上主持人还能念念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以外,日常生活里这东西几乎已经绝迹。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朗。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斗争工具的民主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电。它在极短的时间串联了舆论,凭借传统信息传递载体所达不到的高效率在大范围内发挥影响,效果卓著。尽管这一次通电并未能达到政治目的,经元善本人也因为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去了澳门。但他的作为却点醒了一批官场和民间的明白人:“原来,电报还可以这样来用。”
他替郭松龄拟讨张作霖檄文的时候,也一时突然老糊涂,又开始胡乱用典。檄文中有“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句,以祁奚、曹璋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他以祁奚比张作霖,尚算靠谱儿;拿曹璋比张学良,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我猜饶汉祥是想说张学良如曹璋一样是将门虎子,悍勇善战,可他怎么没想想曹璋最后是个啥下场呢?这不咒少帅么?
1845年伦敦的一天清晨,一位叫莎拉·哈丁的女性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伦敦警方经过缜密调查,很快查明有一位叫约翰·塔维的绅士时常拜访她,目前这位绅士暂居伦敦的斯劳区。当警方赶到斯劳区的时候,发现这位塔维先生已经在车站上了一辆慢车前往帕丁顿。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吴佩孚在张宗昌这里,只是挨了一小骂。这么一位通电圣手,还曾经被人大骂过,骂的十分刻毒凄惨,而且还就骂在他最得意的通电上。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黄遵宪的诗作也与寻常腐儒不同,专好以古诗咏新物,充满新奇体验。他27岁去北京乡试时,就曾经咏过一首《由轮舟抵天津》,在诗中首次提到了“轮舟”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可算得上是发前人所未发。后来他去美洲、欧洲等地游历,所见所闻无不奇异新颖,他的诗中于是便充满了对西洋这种“奇技淫巧”的赞叹与欣慕。
拼命恶补基础知识,忍受妻子去世的巨大打击,由于无暇作画导致收入锐减、贫病交加……在8年的艰苦试验后,莫尔斯终于跳出了旧发明的窠臼,研制出了第一部可以真正实用的电报机。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恰好处于十字路口,后有封建王朝的包袱,外有西方列强的物质与思想冲击。电报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一件可以改变传统的武器。封建王朝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迅速地维护统治;革命党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高效地起义串联;北洋军阀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让他们的军队更为强大;讨袁护法等军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广泛地赢取民心,占据舆论高地。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这一系列举动,深深感动了孙中山。后世人论起蒋介石如何成为孙中山政治接班人,多认为从此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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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战作王
两地相思,
李亭瑶

科学就其容量而言,

刘江
说于朝暮。
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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